与此同时，朱楼村的村口也竖起了路牌，标着“朱之文故乡”。每天，全国各地的粉丝涌入这个小村庄，要看看大衣哥长什么模样。
近些年，短视频平台兴起，邻居们发现，靠拍朱之文的视频发在网上，一个月能挣到过去一年种田的钱。智能手机代替了锄头，朱楼村的村民们离开田地，聚集到了朱之文的院子里。
村里对于这些行为从默许到支持，不仅给朱之文家修了一个公共厕所，还另外安置了一把旅游景点常见的长椅。
从贫穷小山村，到旅游胜地，朱楼村开始“起朱楼，宴宾客”。
“瞎包”
尽管已经成名9年，但朱楼村的人，在背地里形容朱之文时，依然喜欢说他是个“瞎包”。
朱之文出生于1969年，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辍学回家，帮助母亲照料家庭。家里穷得叮当响，一直到30岁，朱之文仍旧没能娶上媳妇。在农村，娶不上媳妇，就意味着“没本事”，“瞎包”这个词，也由此而来。这种嘲笑，并非完全因为“穷”，有人还认为他“蠢”。
朱之文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然而和其他人是“爱好”不同，朱之文是“着魔”。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一直娶不上媳妇的“二腾得”，买了很多音乐教材，甚至还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见了面，大家会戏谑地让他“来一嗓子”，背地里，则称呼他“瞎包”、“魔道”。
尽管朱之文最终得到了命运的眷顾，但村里人对于这个得了“狗屎运”的同乡，却并未改变多少看法。
在出名几年发时间里，朱之文为村里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好事，捐款3万用来修幼儿园，捐款2万给村里买健身器材，捐款10万解决村里灌溉用电问题，还拿出了50万元给村里修了路。
2015年他的家里堆了一箱子欠条，总金额超过了一百万。然而，他的行为，却并未得到村里人的认可。“‘撮挤’得很”是大家对他的观感。“撮挤”是当地话，意思是小气。
2014年春节，朱之文接受采访时说，村里人认为他这才花了几个钱，九牛一毛，“要想叫俺说他个好，俺庄上一人给买个小轿子车，一人给一万块钱，谁就说他个好。”甚至，因为修路村里给他建的功德碑，都被村民用铁锤砸碎。
功德碑被砸后石头散落一地，就像朱之文被割裂后的生活。
每当他的房子建得漂亮一点，三餐吃得好一点，就会被人说是炫富。当妻子略施妆容，就有人说“越来越像城里人了”。当他下地干活，自己砌墙，又被人说成故意作秀……对于这些现象，朱之文总是沉默以对，甚至主动求和。
但村里人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是朱之文，一年挣那么多，难道不该出钱？”“‘瞎包’运气好了点，难道还忘了自己是什么人？”
“收入”
不满是事实，但和挣钱不矛盾。
朱之文成名后，作为“大衣哥故里”，朱楼村吸引了众多游客或拍客。外地人的到来，自然也给朱楼村带来了商机。在朱之文家一百米之内，挂着牌子经营住宿的就有四、五家，几个老年人站在自己挂出的“空房住宿”的牌子前，看到陌生人就上去问对方住不住。
朱楼村村民李秀连介绍，“房屋出租”在如今朱楼村，是一个普遍的生意，只要家里有空房的人，都会对外租房。租客都是外地人，他们从外地慕名而来，都想一睹大衣哥风采。
“去年11月，我就把房子租给一个外地来朱楼村搞自媒体的。后来没做几个月，他就走了。今年年初，我又把房子租给了另外一个外地人，一年房租2000多元，他一次性付清。”
而在这个产业链中，“能看到大衣哥”，自然是先决条件。为了满足租客的要求，甚至有房东赤膊上阵，带着租客，前往大衣哥的家中，要求朱之文出来见人。
衣食住行，除了“住”，还有“食”。
自2019年4月开始，在大衣哥家附近，开始出现了卖炸串与饮料的小商户，一位商户老板小娟介绍，她此前曾在青岛售卖耳环首饰等工艺品，后来听人说起了大衣哥的事，并从中发现商机，又因为疫情原因回到了家乡，便做起了小生意，“之前在青岛每个月挣个三四千块左右，现在在这里卖炸串，一个月可以比之前多挣1000多块，来的人多，卖得也多，还能照顾家里。”
朱之文曾形容，每天自己一睁开眼，就要忙活起来，想多睡一会都不行，唱歌的、写歌词的，借钱的、拍视频的、旅游的、看热闹的…… 不堪其扰，妻子李玉华曾拉住朱之文不给访客开门，朱之文劝她：“人家那么远过来，外面那么冷，饭凉了能吃，心凉了就不好了。”
为了人心不凉，他努力维护每个找上门的利益诉求者。
“菏泽而渔”
曾有人批评朱楼村的人是“涸泽而渔”，村民们不以为然，“我们菏泽人难道还应该去济宁打鱼？”
2018年9月30日，朱楼村村支部书记朱于成，与商人张崇志共同成立“单县大衣哥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人是朱于成本人。2019年12月10日，朱于成与张崇志两人，再次成立了“单县大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同样100万，法人依旧是朱于成。
朱于成表示，这两个公司均属村办企业。文化传媒公司致力于打造美丽朱楼村，农产品开发公司则是推销朱楼村农产品，“通过文化旅游和推销农产品，把朱楼村打造成美丽乡村。”而张崇志则表示，成立公司的目的，也是为弘扬“大衣哥文化”。“我一再强调，大衣哥文化中的‘文化’这两个字有文章可做，围绕这个文化去做，不要老是想他没有文化，把这个大衣哥的精神，这种无形的东西，把它变成我们财富的动力。”
对于网络上“消费大衣哥”的说法，张崇志也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没有人拍，谁知道大衣哥啊？谁来朱楼？谁知道大衣哥文化？正是这些粉丝们，这些当地村民们的视频，把大衣哥的朴实善良传递给大家了，这就是一个途径，粉丝们应该感谢朱楼村的村民，这些村民把大衣哥真实的生活带给大家了，这就是大衣哥能火起来的主要原因。”
封面新闻记者发现，在这两个以“大衣哥”为名的公司中，朱之文本人均不占股，甚至不担任任何职务。朱于成称，公司名称得到过朱之文本人授权，“我们取得过他的授权，他不授权上级也不会批。”
真实情况几何？封面新闻记者于4月24日至4月28日，先后7次前往朱之文家中，希望能得到朱之文本人的回应。然而，其家却始终大门紧闭。其间，朱之文哥哥曾表示，想要见到大衣哥，需向当地县委宣传部报批。见一个民间艺人，为何会惊动当地宣传部？对此，截止发稿，单县县委宣传部未作回应。
心理学家：农村平均主义导致
生活被割裂，生活被“侵扰”，朱之文为何不反抗？
心理专家朱文波表示，朱之文并未对此没有意见，而是反对无效。“朱之文是一个有多重标签的人，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农民歌唱家，是明星。但在村里，他只是村里人的老乡，邻居，甚至是‘大侄子’。在我国，平均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朱文波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村里，突然有人贫穷乍富，理所当然就会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大户，“你是大户，但你也是我的邻居，我的老乡，我的大侄子，所以我用你家两块肥皂，吃你家两个鸡蛋不过分吧？只是这个肥皂和鸡蛋的价格有些高罢了。”
朱之文为何不逃？朱文波认为，这是朱之文本人性格所决定。“他有自己的不得已，可能是故土难离，只有家乡才是他活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他只能对其他人进行妥协，他期待用妥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尽管付出都不是自己情愿的，但他依然在付出。”这其实是一种困境，“朱之文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他在拼命妥协，但他并未研究过这样的妥协是否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