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讯 老马 美国最有权势的人有个问题。他们不能承认自己有权势。
美国统治阶级把自己打扮成民粹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以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为例。在最近一次电话记者会上，处境艰难的科莫坚称，他“不是政治俱乐部的成员”。这个宣称让人大惑不解，因为库莫已在纽约州州长的位置上担任了三个任期，他的父亲也在这个位置上担任过三个任期。库莫还担任过纽约州总检察长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
还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她在任命公布后宣称，“我从不畏避向权力讲真话。”这个描述自己迅速成功事业的方式颇为奇特。在被任命为一个有600多亿美元预算的内阁级部门负责人之前，她的人生轨迹包括上过门槛很高的大学，担任过赫赫有名的司法助理，还在外交政策和情报部门担任过重要职位。
这种虚假宣传并不仅仅限于民主党人。例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就一直给自己披上反对高高在上的“政治阶级”的民粹主义斗士外衣。他从不强调他父亲的银行家职业、自己曾就读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或曾为包括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内的赫赫有名的法官担任助理的工作。霍利的立场有什么可取之处有待商榷。但他属于他所抨击的精英阶层毫无疑问。
不仅仅是政客。工商界人物也喜欢把自己标榜为停滞行业的“破坏者”。但这个概念的起源一点也不反权威。一名哈佛教授让这个概念时髦起来，加上咨询顾问们（这些人已经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行业）的推销，“破坏者”一词已被世界上一些最富有和拥有高级学位的人欣然接受。
这种例子还能找到很多，但上面提到的已足以表明，内部人假装局外人的问题在所有党派、性别和领域都存在。问题是为什么。
部分原因是战略性的。之所以爱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是因为这让有权势的人可以与自己的决定带来的后果拉开距离。当事情一帆风顺时，他们很乐意把功劳归于自己。当事情变糟时，可以轻而易举地责备一个无能且碍事儿的权势集团阻挠他们的良好意图或有远见的计划。
另一个原因是代际因素。海伦·安德鲁斯(Helen Andrews)提出理由说，婴儿潮一代从未对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主导地位感到自在。“反叛者成了当权者，”她写道，“只是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想继续把自己刻意打扮成革命者。”在《大寒》(The Big Chill)这样一些电影中，婴儿潮一代的反文化青年时期与他们成年后承担的责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难忘的刻画。
这两个因素都有助于解释阿尔·戈尔(Al Gore)。在2000年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竞选总统时，他称自己代表“人民对抗强权”。与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前总统的儿子和参议员的孙子相比，或许身为哈佛大学毕业生、现任副总统、参议员儿子的戈尔也算是个普通人。但是，被婴儿潮一代恨之入骨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曾像任何一个嬉皮士那样强烈地抨击现状。拒绝承担责任不仅是婴儿潮一代的怪异性格。这个问题存在于美国文化的深处。
